父親在三十年代提倡小品文，以閒適筆調，像好朋友輕鬆自然地談論人世的一切，「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不可以入文。並以晚明袁中郎所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作為寫小品文的原則。父親創辦《人間世》半月刊，提倡小品文，乃是時勢使然。隨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作家文人不知不覺將文學變成政治的宣傳，當時不論任何小事，都必以「救國」、「亡國」為口號，於是買國貨牙刷也是救國，穿草鞋也是救國，使得作家一舉一動都不得安閒。當時，他提倡閒適筆調，引來許多批評，因為國已將亡，《人間世》談的竟然是明朝山人雅士的生活和山水小品，根本是無視民間疾苦。父親反駁，國若不亡，則不因我之談小品而亡；國若將亡，也絕不因我之不談小品而不亡。他認為，文章最重要就在一個「真」字。他在民國五十七年為中央社寫的專欄「無所不談」中，有一篇〈說誠與偽〉提到：「人生在世，無一事非情，無一事非欲。要在誠之一字而已。誠便是真。去偽崇真。做文做人，都是一樣。……虛偽的社會不然，……說話立言做文章，都是預備做給人家看的，說話給人家聽的。於是高談儻論，詞嚴義正，篇篇是門面語，句句是得體文章，……而與人生之真實何與？與誰還有一句衷心之論，肺腑之言，見之筆端？這是思想硬化，文學枯竭，性靈摧殘之原因。」他的閒適筆調，可以從許多文章看出，早期在他辦的《論語》和《人間世》半月刊發表，如〈有不為齋解〉，〈怎樣寫「再啟」〉，〈論西裝〉、〈看電影流淚〉等……不勝枚舉。從《生活的藝術》中最能看出他提倡的閒適文學。他說：「中國人的生活藝術久為西方人所見稱，而常無專書，其不知雪可賞、雨可聽、風可吟、月可弄、中國有中國詩人曠懷達觀、高逸退隱、滌煩消愁的人生哲學。不說老莊，而老莊的精神在焉，不談孔孟，而孔孟的面目存焉。」後期的文章如〈買東西〉、〈記身體總檢查〉、〈來台後二十四快事〉等，也一直未曾改變這種精神。父親寫作成功，也許就是因為他「不裝腔作勢，不拾唾餘，不炫鴻博，不示詭秘，抒我一己之見，暢所欲言，遂之成書，讀者與我同調而好之亦好，所見不同而貲義之亦好，我亦無可如何也。書出風行海外幾三十年，至今不衰，亦可見中外人士之有所同然也。」

一九七四年，父親身體狀況日漸不佳，與母親搬到香港與我同住，我常陪他們逛街。有一天我突然問他：「人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他馬上說：「我認為生活的目的是要真正享受人生。」父親享受人生，而且能將他的感受形諸文字。父親對任何事情都有興趣，比如像電影或旅遊。在美國居住時他親自教我們中文，同時兼及中國的歷史、文化、哲學，有時我聽不懂，但他對我們講學時非常起勁，甚至在教詩詞的時候，好幾次因感動而落淚，我們一起讀《紅樓夢》時也一樣，這是他可愛的一面。父親有非常獨特的一面，他的想法不是其他人可以輕易了解的，就連我們姊妹也一樣。他為發明中文打字機而傾家蕩產就是一例。雖然在製造的過程中困難百出，但他永遠樂觀，他說：「我像一個皮球，你把我壓在深水，我還是會浮到水面！」後來由於中國內戰，他發明的打字機沒有機會製造，但打字機所使用的「上下形檢字法」往後卻被用在《當代英漢辭典》，也被台灣一家電腦公司採用作為電腦的中文輸入法，足見他發明的價值。父親對飲食特別注意講究，在台灣的幾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之一，因為台灣的食物很合他的胃口，比如說用早晨剛從山上砍下來的筍尖煮的鮮湯，或是新鮮的蛤蜊湯，都能使他讚不絕口，其他像小館子裡的炒羊肚、湯包，也都是他珍愛的食物。他尤其喜歡吃西瓜，常故意做大快朵頤狀，任憑汁液從嘴角滴落，他說這樣才過癮。煙斗也是令父親痛快的事，小時候他教我中文時，偶爾也會叫我試試看，但我倒不能欣賞。至於酒，父親並不善飲，但他喜歡看別人喝，似乎像抽煙一樣，也能給他片刻的愉快。父親的一生，充滿愉快。

我充分感受林語堂先生獨特的人生觀與處事態度，他做任何事情都十分專注，包括欣賞自然風光，都能夠融入景觀裡，不像有些人把精神放在照相、取景上，反而忽略眼前的景緻。他熱愛自然、享受自然。他對閒適生活十分關注，這不僅意味他自己本身能夠充分享受休閒之樂，對於其他人也同樣關心，從如何安排閒適生活能夠看出一個人的性情，他常愛問人平時做何消遣，這並不只是單純地問候人怎麼打發時間而已。林先生認為每個人都該有休閒生活，這跟當時中國的整個思潮都不一樣。他回到台灣的十年過得最為快樂，原因很多，其中一項就是他可以用中文寫作。那時他規定自己每年出版一本書，工作期間很積極，完成之後會給自己假期，到處走走。他雖然喜歡旅遊，但卻不喜歡導遊，原因是他喜歡直接接觸當地的事物，從中獲得感悟與啟發，導遊往往只能強迫灌輸一大堆相關知識，聽得人頭昏眼花，實際上未必真能得到多少了解。林先生還有一項特別喜愛從事的休閒活動就是釣魚。他倒不熱中能釣多少或能釣到怎樣的魚，而是在釣勾、魚餌與魚之間那競鬥嬉玩的趣味使他樂此不疲，因此魚是上勾也好，脫勾而去也罷，都只不過是這項樂趣附帶的彩頭而已。和林先生相處，雖然我是秘書的身分，但實際上更像是一個學生，他豁達瀟灑的胸懷，實讓我獲益良多。

與林先生同時代的文人作家，基本上多受到愛國思潮影響，那種席捲一個世代的風氣影響非常強大，相較之下，林先生的作品風格與主張就顯得十分特別，對我個人的著作也起了不少影響。然而他既然與一整個世代的風氣相背離，自然容易受到許多誤解，在文學史上就不易得到公正的評價，尤其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著述上，不論是台灣還是大陸，都有許多偏差，特別是在那個政治、革命、愛國等意識型態影響力旺盛的時代，林先生的作品不僅是不受重視，甚至還是被誤解的。不能予以正確的理解，就不能做出正確的評價，因此，如何正確理解林先生的作品，重新界定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今日極為重要的課題。

林語堂先生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一位知識份子，若僅將林先生放到文學史來看待有點可惜，他代表了中國文化。林先生為發明打字機，幾乎傾家蕩產，很多朋友因此沒有來往，包括賽珍珠。林先生得到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是具有科學性的學位。清代積極將學問科學化，其中一派走考證，如胡適；一派則在語言學下工夫，如顧炎武。中國的人文學術中，最具科學精神的是語言學。林先生創作打字機和編輯漢英字典，和他深層的專業的、科學的訓練有關係。林語堂先生《八十自敘》中述及自己作品，其中《語言學論叢》是非常道地且見功力的著作，他永遠不能忘情將學問科學化。胡適提倡了半天科學，卻很少做科學的事情，但林語堂先生是「真做」。他在北大跟胡適、錢玄同、郁達夫、周氏兄弟等人交往，積極用科學的方法改造社會，以啟蒙的心情去建設現代的、開放的、自由民主的中國。林先生出身於傳教士的家庭，充分理解到要西方化，不但跟希臘羅馬傳統不能分割，還要和基督教的淵源發生關係。他之所以回來後用功讀中國古書，是因為他認為不能簡單的接受基督教就可以解釋整個東亞文明未來發展的方向，他用新鮮的眼光，發現了中國的儒家、道家一路下來的豐富人文傳統，把生活藝術看作中國傳統生活態度和現代西方文明的對話。林語堂先生結合基督教人性原罪的假定跟東方文化對於人生的看法，認為「塵世才是唯一的天堂」，他嚮往回到西方文化蘇格拉底、柏拉圖對話的時代，回到中國從戰國以來悠閒的、談話的氣質中，享受自由自在，而不是體系化的、科學化的方式，去增進對宇宙人生的了解。林語堂先生很能掌握西方自由的根源。在中國思想方面他先從莊子下手，翻譯解釋《莊子》，寫過《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再來寫《蘇東坡傳》，他生活藝術中最高典範是陶淵明，往下則談及晚明文人自由開放的生活。林語堂先生的生活小節充滿樂趣，他的生活大節更加重要。中國人對西方帝國主義侵害最深刻的批判是林先生的《啼笑皆非》；此外，他對蘇聯的共產主義的深刻觀察與批判，在《匿名》當中展露無遺。林語堂先生原先非常受歡迎，後來他在抗戰時期回到中國，經過考察後替重慶國民政府講話而遭打壓。胡適先生在美國演講提到，中國抗戰是保護文化的一種方式；林先生對於共產主義抱持著深大的憂懼，擔心在狂熱的體制之下，中國優雅的、曠達的、哲學意味的文化因此消失。一九五○年代，他在演講時問到「毛澤東，你的花園裡是否除了蘆葦以外什麼都沒有了？」號稱「百花齊放」，其實是讓人不能自由發展。林先生的自由思想不是空洞的自由思想，而是一以貫之的實踐。具體落實到上層，是一種精神的境界；落實到生活上，則是一種生活細節的安排。他兩腳踏東西文化，而不是中西文化，是作為自由人的典範，他的一生就是學貫東西的自由心靈的典範。

我在高中時期開始接觸林語堂先生的著作，當時他的書已經不紅，很明顯是因為台灣已經西化了，年輕人流行看存在主義，也跟年輕人追求狂飆的情調有關，林先生的生活藝術已經變成「境界」。林先生談論的正是當代西方關心的問題，從柏拉圖以來西方文明發展弊病的解決方式，基本上在林先生的書裡面都曾觸及。當時台灣有人對嬉皮的文化走向非常感興趣，但是一方面因為台灣仍然閉塞，一方面因為西方文明還未真正反省到此地步，因此並未產生重大影響。嬉皮開始對台灣有影響是因為西方受到鈴木大拙影響，開始應用禪宗於生活各層面，大家開始注意此文化走向。林先生所提倡的生活藝術，反而因為他是中國人的身分而未受到大家的重視。在現在的時間點上，讓大家重新注意林先生的著作，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林先生所講的和西方不完全相同，西方是狂飆式的循環，希望做到林先生的境界，但策略上狂飆，要西方做到悠閒是不太可能。我相當同意柯教授「林先生是中國最重要的知識份子」的說法，因為，中國知識份子的視野不夠開闊、思慮不夠周密。胡適與魯迅的態度很像，救國就是要毀國，魯迅曾提到「到底是為了讓漢字活下去而犧牲自己，還是要犧牲漢字來讓我們活下去」類似的說法，當時知識份子和漢字的關係是如此，但林先生是個例外，他還想到要讓漢字現代化，這才是面對文化的一個態度。五四以後，中國知識份子面對文化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全部重新來過。因此更加彰顯林語堂先生是真了解文化的知識份子的態度，這也是他變成邊緣的原因。文化跟效率是兩回事，文化不等於效率。把語言拉丁化，可能是為了打字方便，或是為了學習語言入門方便，這是效率，但是要犧牲掉多少文化。古書要用簡體字重印，但重印是一種選擇性，不可能全部重印，導致後代跟傳統文化斷絕。要跟傳統文化維持有機的關係，文化發展一定要從舊有文化當中找根基。魯迅和胡適的態度就是第三世界面對自己文化的態度，吃虧那方的思考受到欺負人那方的思考限制，跟從西方的那條軌道，若沒走上去，就是落伍。他們不會想到有許多軌道存在，在某些部分吃虧那方的文明已經走到前面去了，只有科技跟不上。或許有人會說中國的物質文明不如西方，但精神文明先進很多，當我們看台灣原住民文化，就會體會到這句話是真的，他們雖然在科技上、農業技術上落後，但是他們跟自然的關係，顯然比受西方影響的中國人先進很多。因為受到西方的欺負，知識份子為救國而放棄其他傳統的可能性，認為西方文化是唯一解藥。從西方傳入中國的思潮以西方浪漫主義為源頭，如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等等，浪漫主義狂飆式對人生的態度，非常小革命，為各式各樣的革命提供了基礎，也形成了中國的災難基礎。西方式的生活情調進入中國後，林語堂先生所提倡的成為一種難得的境界。一百年來我們變成西方人，要在思考、生活面向展現出中國的生活情調都已難得。在此時間點上，讓林先生重新顯影，雖遲了很多，但仍來得及，「種子」仍在，有機會讓它成長。
趙孝萱教授：非常感謝兩位學者的發言，我和兩位一樣都是「林語堂迷」，與他人談論林語堂先生時，聽到一些負面評價，認為林語堂先生在賣弄中國風情，如李安和賽珍珠，有意介紹中國時都會遭此批評，請教兩位學者如何解答此疑惑。

我是讀了《雨中狂歌思孔子》，還是讀了新儒家的著作後比較喜歡孔子？答案是我比較喜歡林語堂先生的作品，因為他不是一位學究，他是文化人，學究會把所有的學問壓到一個規格之內。林語堂先生介紹老子、莊子、孟子、子思、陶淵明，一路下來都是中國文化的主流；當大家在高喊「打倒孔家店」時，他寫《雨中狂歌思孔子》，寫孔子的幽默，寫他的近於人情，將孔子人性化。談中國思想是否找得到其他作家學術著作可與之媲美，對於中國文化的介紹，中國無法找到其他更好的代言人。對於自己做不到的事，有人會羨慕、有人會因妒忌而批評他。林語堂先生不是學究式地認識這些作品，而是從生命中體會。他先寫莊子，然後蘇東坡，延續這樣傳統而提倡幽默、閒適。他們都反對新法對於人的扭曲，認為文化是要成全人的天性，充分實現人的自由潛能，而不是要將生命加以扭曲、控制、造作。余光中先生曾說林語堂先生晚年握的是煙斗，早年握的是火把。他在那環境中挺身而面對了很多危險，以致於後來在北京待不下去。林先生交往的朋友是蕭伯納、羅素、沙特等名流，林先生他太高了，反而我們看不到他，「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我想林先生聽了一定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