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BEING WAYWARD AND INCALCULABLE

論任性與難以測度

當今，軍人似乎取代了放浪者的地位，成為最理想的人格。我們不要那種任性的、難以測度的、無從捉摸的自由個體，而要理性守紀、嚴受管制、身著制服、心懷祖國的苦力，要能在有效的控制與組織之下，使一個五六千萬人的民族能信仰一致、思想統一、食物喜好相同。關於人類的尊嚴，有兩種相反的見解：一種以放浪者為理想人格，另一種以軍人為理想人格。前者認為保持其自由與個性的人，是最崇高的典型；後者則認為，完全喪失獨立判斷力、放棄了個人信仰自由與思想自由並完全受制于統治者或國家的人，才是最優秀最崇高的人。這兩種見解都有它們的道理，前者可用常識辯護，後者則以邏輯辯解。用邏輯來為機械化行事的愛國公民理想辯護，應該是不難的。作為模範公民，機械化的愛國者可以有效服務於一個外在目標，即國家實力；而國家實力又是為了另一個目標而存在，即征服其它國家。這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用邏輯來論證，這邏輯是如此簡單樸素，以致所有愚蠢的人都會上當。儘管這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事實就是：許多“文明的”、“開化的”的歐洲國家，在過去和現在都堅持這種見解。理想的公民是那種以為被遣往衣索比亞，結果卻到了瓜達拉哈拉的軍人。這種公民又可分為“甲”、“乙”兩等。“甲”等的，也就是國家或統治者認為較優秀的公民，是那些發現自己是在西班牙登陸時，仍然非常溫順、友好的軍人，他們還會通過自己禱告或軍中牧師代為禱告，感謝上帝創造奇跡，將他們送到了戰爭最激烈的地方去為國犧牲。“乙”等的則是些未曾充分開化的公民，他們發現自己被運錯了地方，內心便感到憤懣不平。在我看來，那種內心的憤懣、那種反抗精神，是人類尊嚴的唯一標誌，是在未來更文明的世界中恢復人類的體面的唯一希望——若不是這僅有的希望之火點亮了未來的畫面，畫面將會是昏沉陰鬱的。

所以，不管它什麼邏輯，我當然還是支援放浪者。我完全支持放浪者或流浪者，支持執拗的人。我們這種不順從的心理是文明的惟一希望。我的理由很簡單：我們的祖先是猴子，而不是牛，因此不順從的心理使我們成為更優秀、更高貴的猴子。身為人類的自私使我希望牛有一種溫順、知足的脾性，能遵從人類的命令，無論是被領到草地上，還是屠宰場裡，都能保持同樣無私、高尚的情懷，一心一意地為主人奉獻自己的一切。同時，我也十分熱愛人性，不希望我們自己變成牛。 牛開始反抗，生出不服從的心理，或者開始表現得任性，不那麼機械的時候，我就要把它們稱為人了。我認為一切獨裁制度都是錯誤的，這是出於生物學上的理由。獨裁者可以跟牛和睦共處，但沒辦法跟猴子愉快相處。

老實說，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之後，我對西洋文明的崇敬已經減少了許多。過去我為中國文明感到慚愧，對西洋文明滿懷敬意，因為我們還沒有制定憲法，還沒有形成公民權利的觀念，我覺得這是中國文明的一個缺點：我當時堅定地相信，建立一個共和或君主的立憲政府，是人類文化的進步。可是如今在西洋文明的中心，我看到人權、個人自由，甚至個人的信仰自由權（在中國，我們過去和現在都享有這信仰自由的權利），都可以被踐踏，看到立憲政府不再被認為是最高的政府形式，看到歐裡庇得斯奴隸在中歐比在封建時代的中國還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比我們中國有更多的邏輯，常識卻更少——這讓我暗中感到欣慰，覺得中國還是令人驕傲的。打出我的秘密王牌，展現出中國人理想中隨遇而安、無憂無慮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中國人觀念中最高文化理想的人格，不就是最便當的制勝良策嗎？西方可有一張足以匹敵的王牌嗎？可有什麼東西證明它的個人自由和公權權利學說是一種嚴肅的、根深蒂固的信仰或本能嗎？我拭目以待。

歐洲個人自由的傳統是如何被遺忘，如今鐘擺為何擺往錯誤的方向，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是現代經濟趨向於集體化的結果，其次是維多利亞時代中葉遺留下來的機械觀念。在今日的各種集體主義——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方興未艾的時候，人類似乎自然而然地忘卻、喪失了他反抗的權利，忘掉了他個人的尊嚴。經濟問題和經濟思維佔據著主導地位，遮蔽了其他一切人類思想，因此我們對更加以人為本的知識和哲學，即探討個人生活問題的哲學，一無所知，毫無興趣。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患胃潰瘍的人老是會想著他的胃，一個有嚴重經濟弊病的社會永遠都是以經濟思想為主導。然而，結果卻是我們對個人漠不關心，幾乎忘卻個人的存在。

可是我們知道人類這種機械觀是怎樣在機械科學為自己取得的成績和對自然的征服而驕傲的時候誕生的。人們剽竊了機械科學，將其機械邏輯拿來應用於人類社會，研究人類事務的學生也很喜歡用 “自然律”這個讓人印象深刻的名詞。於是就有了環境比人類影響更大、人類個性可以簡化成算式這一類的流行理論。這也許是精湛的經濟學，但卻是拙劣的生物學。好的生物學理論承認個人反應的力量跟物質環境在生命的發展上是同樣重要的因素，正如良醫承認病人的性情和個體的反應在抵抗疾病時是至關重要的因素。現代的醫生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個人的難以測度的因素。有很多的病人，依邏輯和前例來看全無生存希望，結果卻活了下來並成功康復，令醫生驚歎不已。如果一個醫生給兩個患同樣疾病的人開相同的處方，並預計他們的病情發展會一模一樣的話，我們真可以把他當作社會的禍害。一個社會哲學家如果忘卻了個人，忘卻其作出與其他人不同的反應的能力，忘卻其通常的任性與難以測度的行為，也一樣是社會的禍害。

也許我不懂經濟學，可是經濟學也不懂我。這就是今日經濟學仍然舉步維艱，不敢昂首以科學的身份示人的原因。經濟學如果不能超越商品的領域，討論人類的動機，它就不是科學；即使能討論人類的動機，如果它試圖以統計的平均數去研究這一問題，那麼它仍然不是科學，最多也不過是偽科學。這就是經濟學的悲哀。經濟學甚至還不曾開發出可以檢查人類心智的技術，而將其數學方法和常用的統計平均值帶到人類活動的研究中，更有黑暗中摸索的危險。所以每當要採取一個重要的經濟措施時，總有觀點截然相反的兩派經濟專家或權力機構跑出來爭論。經濟學終究是與人類心智的特殊癖性有關的，然而專家們對這些癖性一點也不瞭解。一位專家相信，如果英國放棄金本位，將會引發一場災難；而另一位專家卻同樣堅定地相信，放棄金本位是英國唯一得救的途徑。人們什麼時候買入什麼時候賣出，這是最優秀的經濟專家也無法合理預測的事情。證券投機具有可能性，完全是由於這個緣故。證券交易所縱使能搜集到世界各國最可靠的經濟資料，還是不能像天文臺預測天氣那樣，科學地去預測金銀或商品的市場價格的漲跌。原因是很顯然是人類這一要素的影響，當很多人在賣出的時候便有一些人想買進，當很多的人在買進的時候便有一些人想賣出。這就是人類的適應性和不確定性要素。當然，可以認為每個賣出的人總是把買進的人看成傻子，反過來也是這樣。到底誰是傻子，只有未來才能證明。這只是一個例子，人類行為的難以測度和任性不僅體現在商業交易上，還體現在人類心理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上，體現在人類對道德、風俗和社會改革的一切反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