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疑幽默的重要性是否得到了足夠重視，或者說，用幽默來改變我們整個文化生活的性質和特徵的可能性¾¾它在政治、學術以及日常生活中應處的位置¾¾是否得到了足夠重視。因為它的功能是屬化學而非屬物理的，它改變我們思想和經驗最基本的構成。在國家事務中，我們可以視其重要性為理所當然。德皇威廉不會笑，結果失掉了帝國，或者按照美國人的說法，讓德國人失去了數十億美元。威廉二世可能私底下會笑，但他在公開場合卻總是翹着鬍鬚，看上去如此威嚴，好像一直在生別人的氣。另外，他那笑的性質和他笑的對象¾¾為勝利、為成功、為凌駕於人¾¾也是決定了他一生命運的重要因素。德國戰敗是因為威廉二世不知道何時笑或者笑什麼。他那些野心不受笑的管束。

在我看來，對獨裁最嚴厲的評價莫過於，民主國家的總統都會笑，而獨裁者看上去總是極其嚴肅¾¾下頜前凸，下巴僵硬，下唇兜齒，好像他們正在做些至關重要的事，除了他們，再沒有人能夠拯救世界。羅斯福在公開場合經常笑¾¾這不僅對他好，對想要看到他們總統笑的美國人也好。但是那些歐洲獨裁者的笑都到哪裡去了？難道他們的人民不想看見他們笑嗎？他們非要掛上一副或驚恐、或威嚴、或憤怒、總之無論如何都異常嚴肅的表情，才能確保自己大權在握嗎？……

我們現在討論獨裁者的笑，可不是無所事事尋開心；如果統治我們的那些人不笑，事態就會非常嚴重，因為他們手裡有槍。換句話說，只有我們為自己描繪一個由一班玩笑長官治理的世界，我們才能意識到幽默在政治中何其重要。打個比方，派五六個世界頂尖的幽默大師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讓他們全權代表那幫獨裁者，如此世界必然得拯救。因為幽默必然具備以下特徵：良好的理智、講理的性情，還有極其精妙的頭腦，能夠察覺出矛盾、愚蠢和糟糕的邏輯。鑒於這實在是人類智能的最高形式，我們可以確定，每個國家派來參會的人一定具有最理智最清醒的頭腦。讓蕭伯納代表愛爾蘭，史蒂芬‧里柯克代表加拿大；G‧K‧切斯特頓雖然死了，但是P‧G‧伍德豪斯或者奥尔德斯‧赫胥黎還是可以來代表英國。可惜威尔‧罗杰斯死了，不然他足以出任代表美國的外交官，但我們可以讓罗伯特‧本奇利或者海伍德‧布龙來代替他。另外，意大利、法國、德國和俄國也會派人來。大戰前夕，讓這些人碰頭開會，無論他們多努力，恐怕也不能讓歐洲開戰。你能想像這樣一幫外交官引發世界大戰嗎，甚至有此圖謀？他們的幽默感根本不准。凡是對外宣戰的人都太嚴肅，且理智不健全。他們非常肯定，自己正確無比，上帝也站在他們那一邊。幽默大師卻不然，他們天生更有常識。你會發現，蕭伯納大喊愛爾蘭錯了，一個來自柏林的卡通畫家則抗議錯誤全在他們身上，海伍德‧布龙聲稱美國要為這場亂局負絕大部分責任，史蒂芬‧里柯克這時會坐在椅子上為全人類道歉，溫柔地提醒大家，論到做蠢事和冒傻氣沒有任何國家能稱霸。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怎麼可能以幽默之名發動戰爭呢？

究竟是誰為我們發動了戰爭？是志向遠大者、能力出眾者、聰明伶俐者、詭計多端者、謹小慎微者、睿智通達者、傲慢自大者、忠烈愛國者、受渴望“服務”全人類之激情鼓舞者、企圖開創“事業”並在世上留下“英名”者，他們盼望能在某個廣場上，以青銅雕塑之身姿，跨上青銅駿馬，雙目炯炯俯視後世。說來也奇怪，那些能力出眾者、聰明伶俐者、志向遠大者和傲慢自大者卻同時又是最膽小如鼠者和稀里糊塗者，他們缺乏幽默大師的勇氣、深度和敏銳。他們永遠在處理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幽默大師們卻能夠憑藉廣博的才智，展望藍圖遠景。實際上，一個外交官，如果不低聲下氣，看上去適度恐慌、受到威脅、一本正經、謹小慎微，那他根本就算不上是外交官……但是我們甚至不需要召集各國的幽默大師來開會拯救世界。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這種叫做幽默感的搶手貨其實存量頗豐。適逢一場大戰在歐洲一觸即發，我們還是可以派最差勁的外交官去開會，他們最有經驗、最自信、最有遠大志向、最低聲下氣、最受到威脅又一本正經又適度恐慌，甚至最急切要“服務”全人類。但如果這樣規定，每天早上和下午會議開始後的十分鐘，專門用來播放米老鼠動畫，強制所有外交官到場觀看，那什麼戰爭都可避免了。

我認為這就是幽默的化學作用：它改變我們思想的特性。我甚至認為，它通往文化的根基，開創一條道路，迎接未來人類世界“智性時代”的到來。我能夠為人類設想出的理想境界非“智性時代”莫屬。那時要出現這樣一個族群，他們更加通情達理，更有判斷力、思想簡潔、性情平和、眼界高尚。歸根結底，這才是最重要的事。人類理想的世界並非一個理性世界，或是在任何意義上的完美世界，而是一個能夠欣然接受缺點並且合理解決爭端的世界。對人類來講，那才是我們所能希望的絕佳世界，也是我們能合理盼望其實現的最高尚的夢想。這裡似乎暗示，只有簡潔的思考、豁達的理念和敏銳的常識，才能使得智性文化成為現實。這三者恰好都是幽默的特徵，而且必然出於幽默。

要想像出這樣一個新世界很困難，因為我們當下的世界與之如此相異。總的來說，我們的生活太複雜，我們的學問太嚴肅，我們的理念太消沉，我們的思想太雜亂。當今世界如此不快樂，就是因為這種在思想和學問上的嚴肅繁雜。

毫無疑問，生活簡樸思考簡潔是文明和文化最高尚最健全的理想狀態。當某個文明失落其簡潔，世故之輩不能返璞歸真，整個文明就會逐漸充斥各種災難和墮落。人成為他自己製造出的那些想法、思考、抱負和社會體系的奴隸。人類背負這些想法和抱負的重擔，似乎根本無法擺脫。不過幸運的是，在人類頭腦裡有一種力量，憑藉一個微笑，就能超越所有這些想法、思考、抱負和社會體系，這種力量就是幽默大師的敏銳。幽默大師運用這些思考和想法的方式，就好像高爾夫球或桌球冠軍擺弄桿下的球，又好像最熟練的牛仔扔套索。他們技能嫻熟，從而流露出一種泰然自若駕輕就熟的氣質。畢竟，只有輕鬆駕馭其想法的人才是他想法的主人，只有成為自己想法的主人才不會淪為其奴。說到底，嚴肅表明費勁，而費勁表明技藝不精。一個嚴肅的作家在思想領域表現得笨拙不安，正如一個暴發戶在社交時表現得笨拙不安不自然。他之所以嚴肅，是因為他和他那些想法還沒有渾然一體。

雖然這聽上去有點矛盾，但簡潔正是思想之深刻的記號和象徵。對我來說，簡潔是做學問和寫文章最難做到的事。思維清晰已經夠難了，但唯有思維達致清晰，簡潔才成為可能。我們若看到一位作者絞盡腦汁地闡述一個想法，那可以確信，這想法正不遺餘力地折磨着他。我們平日所見即可證明這一點，剛畢業的高材生來學院做助教，他的課一般都深奧複雜，要真正做到思維簡潔表達自如，非得上了年紀的教授不可。如果一個年輕的教授不是滿嘴學究氣，那他必是真有才華，將來或者大有作為。從術語到簡潔，從專才到智者，其間的轉化，本質上是知識的消化過程，在我看來和新陳代謝完全一樣。任何博學之士，除非他已經把自己的專業知識消化，並且聯繫日常生活的觀察，否則不可能用簡潔易懂的語言講出來。我認為，他一路求知，艱苦辛勞（我們假設是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學說），其間必有許多“提振精神的停歇”，好像長途跋涉後喝一杯冷飲。一個真正的專才會藉此機會問自己那唯一重要的問題：“我究竟在說些什麼？”簡潔的前提條件是消化和成熟：年紀越大，我們的思維越清晰，對於要處理的問題，能夠修剪掉無關緊要或者錯誤的分岔，讓我們免受攪擾，想法更加明確，迂迴曲折的思考逐漸形成便捷有效的公式，在某個美好的清晨，知識的真光自然浮現，名曰智慧。不再需要煞費苦心，真理清晰呈現，如此簡單明了，讀者可以擁有那絕佳的享受，就是感受到真理本身之簡潔和真理呈現之自然。這種在思想和風格上的自然，廣為中國詩人和評論家所青睞，他們認為這表明了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我們提到蘇東坡的文章日趨成熟時，我們說他“臻於自然”¾¾即一種新風格，擺脫了早年喜愛堆砌辭藻、賣弄學問、偏重技巧，和文壇炫耀的心態。

幽默感能夠滋潤思考上的簡潔，這是很自然的。總的來說，一個幽默大師緊貼事實，一個理論家則更凝神於觀念，只有當一個人只處理觀念本身時，他的思考才會變得無比複雜。幽默大師則不然，他能夠把事情顯著簡化，因為他沉浸於常識或智慧的一閃而過，也就是以閃電急速，點破我們的各種觀念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幽默大師經常接觸現實，這使他富有活力、輕鬆自在，並且細膩敏銳。一切形式的裝腔作勢、虛偽、學來的廢話、學術的蠢鈍和社交的詭詐都將被掃地出門，雖彬彬有禮卻一個不留。人類因為變得敏銳和詼諧從而變得智慧。一切都簡單清晰。這就是為什麼我相信，只有當幽默的思考方式更加普遍，一種以簡樸生活簡潔思考為特性的健全理智的精神才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