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SENSE OF HUMOR

論幽默感

我懷疑世人是否已深刻體會到幽默的重要性，或者是幽默對於改變我們整體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學術和生活中的地位。它的功能與其說是物質上的，還不如說是化學上的，因此它改變了我們的思想和經驗的基本內容。對於它在國家生活中的意義，我們無需多言。因為不苟言笑，德皇威廉喪失了一個帝國，或者用一個美國人的話說，德國人民為此損失了幾十億美元。威廉皇儲在私生活裡很可能會笑，但是在公共場合，他總是鬍鬚高翹，令人生畏，像是總在生某個人的氣一樣。此外，他那笑聲的音質和讓他開懷一笑的事物——為勝利而笑，為成功而笑，為位居人上而笑——同樣也是決定他一生命運的重要因素。德國之所以戰敗，是因為威廉二世不諳笑的時機或者物件。他的夢想不受笑的約束。

在我看來，對獨裁最尖刻的批判就是民主國家的總統們會笑，而獨裁者們總是一臉嚴肅，撅著下巴，兩頰錚錚，下唇凹縮，儼然在忙於經天緯地，好像若非他們，世界將無力回天。在公眾場合，羅斯福常面帶微笑，這無論是對於他，還是對於喜歡看到自己總統微笑的美國人來說，都是件好事。可是那些歐洲獨裁者們的微笑在哪裡？難道是他們的人民不愛看到他們微笑嗎？或者是他們只有一臉驚恐、滿臉凝重、面帶怒色、或一本正經，才能一直重權在握嗎？ ……

我們不是閑中取樂，拿獨裁者們的微笑打牙祭；當我們的統治者們不笑的時候，那可是大勢不妙，要知道所有的槍炮都握在他們的手裡。在另一方面，只有當我們幻想一個由嬉笑的統治者們主宰的世界時，才能意識到幽默在政治上是何其的重要。譬如說，派遣世上最優秀的五六個幽默大師去出席一個國際會議，並授以他們全權代表自己的獨裁者，那麼世界便有救了。因為與幽默形影相隨的是判斷力和理性精神，加之一些辨別矛盾、愚蠢和無理的極其微妙的心靈力量，使它成為人類智慧的最高級形式，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會議上代表每一個國家的都是其心智最明睿健全的人。讓蕭伯納代表愛爾蘭，史梯芬·李科克代表加拿大；既然吉伯特·基斯·賈斯特頓已故，那麼佩勒姆·葛籣維爾·伍德豪斯或者奧爾德斯·赫胥黎可以代表英格蘭。威爾·羅傑斯已經去世，要不然他倒是美國外交官的一個不錯的人選；我們可以請羅伯特·本奇利或者海伍德·勃朗代為效勞。還有其他來自義大利、法國、德國和俄羅斯的代表。派遣這些人在大戰前夕去召開一次會議，看看他們無論做什麼樣的努力，能否掀起一場歐洲戰爭。你能否想像這幫國際外交官們會發動一次戰爭，或者哪怕是策劃一次戰爭？幽默感不允許那麼做。當一個民族向另一個民族宣戰的時候，他們是極其嚴肅和半瘋半癲的。他們堅信真理在握，上帝站在他們這一邊。而更具常識的幽默家們卻不這麼認為。你會聽見蕭伯納大喊錯在愛爾蘭，一位柏林的卡通畫家斷言都是他們的錯，海伍德·勃朗宣稱美國要為那些蠢事負大部分的責任，而擔任會議主席的李科克則為人類做總體道歉，並輕輕地地提醒我們，在愚蠢和純粹的荒唐這一方面，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在其他民族面前揚言勝人一籌。在此情形下，我們又怎麼能以幽默的藉口發動一場戰爭呢？

到底是誰給我們發起了那些戰爭呢？是那些有野心勃勃、能力超群、聰明機靈、詭計多端、謹小慎微、賢明睿智、桀驁不遜、愛國過頭的人，那些懷揣夢想志在服務全人類的人，那些企圖開創一番偉業名垂千古的人，那些夢想著自己的銅像在某個廣場附身勒馬縱覽古今的人。奇怪的是，那些能力超群、聰明機靈、野心勃勃、傲慢自恃的人同時又是盡膽小怯懦渾渾噩噩之能事的人，缺乏幽默家們的勇氣、深度和精巧。他們永遠是瑣事纏身，而心思曠達的幽默家們能夠瞻望大事。事實上，一個外交官如果說起話來粗聲粗氣，不裝著一副戰戰兢兢、膽怯拘謹、謹小慎微的樣子，那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位外交官……然而，要拯救這個世界，我們甚至都不一定要召集一次國際幽默家會議。我們所有人身上都暗藏著足夠的這種稱心如意的東西，即所謂的幽默感。在歐洲瀕臨戰爭浩劫的關口上，我們可以派遣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官，那些最“老練”和自信的，那些最有野心的，那些最善於低聲耳語的，那些最會一副誠惶誠恐、拘束謹慎的尊榮的，甚至那些最熱切“效勞”全人類的外交官們去赴會。假若要求在每次上午和下午的會議議程開始的時候，抽出十分鐘的時間來放映一段米老鼠的影片，全體外交官必須到場觀看，那麼任何戰爭都尚有轉機。

我想這就是幽默的化學功能：改變我們的思想特質。我覺得它直透到文化的根底，並為未來人類社會理性時代的來臨開闢了一條道路。就人道而言，我覺得再沒有比理性時代更偉大的理想了。畢竟，迎來一個浸染理性精神，見多識廣，思想簡樸，性情寬和，文質彬彬的人類種族，是唯一一件重要的事情。人類的理想世界不會是一個理性的世界，在任何意義上也不會是一個完美的世界，而是一個缺陷被及時察覺，爭執被合理化解的世界。對於人類而言，坦率地說這是我們最好的期待，也是我們所能夠理性地期望實現的最崇高的夢想。這似乎暗示了幾樣東西：思想上的質樸，哲學上的樂觀和一點微妙的常識，才能使這種理性的文化成為可能。而一點微妙的常識、哲學上的樂觀和思想上的質樸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只能隨幽默而生。

很難想像這樣的一個新世界，因為我們當前的世界是如此迥異。總的來說，我們的生活過於複雜，我們的學問過於嚴肅，我們的哲學過於暗鬱，而我們的思想過於紛亂。我們思想和學術上的這種嚴肅和紛亂複雜，讓今天的世界變得如此不幸。

現在理所當然的是：生活和思想上的質樸是最崇高、最健全的文明和文化典範，當一種文明失掉了質樸，世故圓滑難回天真質樸時，文明勢必問題百出，日益退化。人類繼而淪為其自身觀念、思想、抱負和社會制度的奴隸。雖然不堪這種觀念、抱負和社會制度的重負，人類卻又似乎無法掙脫。幸好人類的心智尚有一種力量能夠超脫所有這些觀念、思想和抱負而付之一笑，而這種力量正是幽默家們所具備的微妙之處。就像高爾夫或檯球冠軍們操控他們的球，抑或是牛仔奪魁者掌控套馬索一樣，幽默家們操控著思想和觀念。其中透露著一種因嫺熟而生的從容、自信和輕鬆。畢竟，只有輕鬆自如地操控自己觀念的人才是自己觀念的主人；只有做自己觀念的主人，才不至於淪為觀念的奴隸。嚴肅終究是費力的標誌，而費力又是生疏的標誌。在觀念的王國裡，一個嚴肅的作家就像一個暴發戶在社交中那樣尷尬拘謹，局促忸怩。他之所以嚴肅，是因為他對自己觀念的掌控還沒有達到駕輕就熟的境界。

看起來似乎矛盾的是，質樸恰是思想深度的外在標誌和象徵。在我看來，在學術和寫作上，質樸大概是最難企及的。思想明晰本就是一樁難事，然而只有當思想變得明晰，質樸方能成為可能。當看到一位作家羅哩囉嗦地闡述一個觀點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肯定的是那個觀點也在折磨著他。一個普遍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一個剛剛以優異成績畢業的年輕大學助教，他的授課一般都深奧晦澀，紛亂難懂，而真正的思想上的質樸和語言上的簡單，只能在年紀稍長的教授們的話語裡才能看到。當一位年輕的教授談吐中沒有迂腐的學究氣，那必是才華橫溢，前途無量。從專業到質樸，從專家到思想家的轉變過程，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消化知識的過程，我把它嚴格比作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一位淵博的學者，只有自己先把知識消化了，並與他對人生的觀察聯繫起來，然後才能用簡易明瞭的語言把他的專業知識呈現給我們。在他追求知識（假設說是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知識）的艱苦時光裡，我想一定有許多次“令人神清氣爽的小憩”，就像在長途跋涉疲憊不堪時的一杯冷飲一樣。在那休憩空當裡，真正的專家會捫心自問“我到底在談論什麼？”欲求質樸，須先消化和成熟：隨著年紀的增長，我們的思想越來越明晰，一個問題的無關緊要以及可能是錯誤的方面會被砍除，不再煩擾我們。觀念的形態更加明確，一連串的思想逐漸形成一個簡易的公式，突然在某個晴朗的早晨閃現於我們的腦際，於是我們真正沐浴到知識的光輝，即所謂的智慧。從此，不再有絲毫費力的感覺，真理因為變得明晰，所以簡單易懂；而讀者會欣然覺悟真理本是簡單，其公式所以自然。這種思想和風格上的自然，讓中國的詩人和批評家如此仰慕，常常被稱作逐漸成熟的發展過程。談及蘇東坡散文的逐漸成熟時，我們說他已經“漸近自然”——一種已經擺脫了年輕人鍾愛的華麗、浮誇、精湛技巧和文學表現力的文體風格。

那麼，幽默感很自然會滋養這種思維上的質樸。通常，幽默家更貼近事實，理論家更注重觀念，而只有當一個人在應對觀念本身的時候，他的思想才會變得異常複雜。相反，幽默家沉浸于常識或智慧的靈光一閃，它們以閃電般的速度展示我們的觀念與現實之間的矛盾，這便讓許多事情變得非常簡單。與現實的不斷接觸，給了幽默家一種活力、輕巧和敏銳。所有的矯揉造作、裝腔作勢、學術胡謅和愚昧、以及社交上的爾虞我詐，將統統被敬請出門。人類之所以智慧，是因為他們變得敏銳和機智了。凡事循簡，諸事皆清。鑒於此，我相信只有在幽默的思維方式更為普遍盛行的時候，一種以生活和思維上的質樸為特徵的健全、理性的精神才能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