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SION, WISDOM AND COURAGE: MENCIUS

 情、智、勇：孟子

最能享受人生的理想性情，是熱忱溫暖、無憂無懼的心靈。孟子主張的「大人」具有「成熟三美德」：「智、仁、勇」，我想以「情」代「仁」，視情、智、勇為君子應具備的特質。英文幸有「熱情 (passion) 」一詞，語義近於中文的「情」，兩詞最初皆屬情慾的狹義，如今衍生更廣的意義，張潮有云：「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又道：「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畢竟，少了熱情，人生就少了無以為始的初衷。熱情正是人生的靈魂、星辰的光輝、樂歌的抑揚、花朵的歡欣、鳥兒的羽毛、女子的嬌媚、學識的生命，要談欠缺熱情的心靈，如同談缺乏抒發的音樂一樣地不可能，熱情溫暖了人們的內心，豐富了人們的活力，於是我們得以笑看人生。

中國作家筆下的「情」，我選用「熱情」一詞翻譯，或許不妥，我應譯為「情感 (sentiment) 」嗎？情感較為溫和，不及熱情那般狂熱激烈，情字或許也和早期浪漫主義者口中的「善感 (sensibility)」相似，在溫暖慷慨、帶有藝術氣息的人身上可見。令人費解的是，除了愛默生(Emerson)、阿米埃爾(Amiel)、儒貝爾(Joubert)、伏爾泰(Voltaire)，讚揚熱情的西方哲學家寥寥可數。我們可能只是用詞不同，說的其實是同一件事。不過，要是熱情有別於情感，內含狂暴、混亂的涵義，中文便無可代表的字詞，我們仍得選用原來的「情」字。這是否意味民族性情的差異，意味中國人缺少會啃蝕人們心靈、導致西方文學悲劇那種深切懾人的熱情？這是否就是中國文學沒有發展出希臘式悲劇的原因？是否就是何以中國悲劇性的人物，關鍵時刻會飲泣著把心上人割愛給仇敵，或如同楚霸王，刺死愛人再自刎而亡？這類結局會讓西方觀眾不甚滿意，但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中國人的文學亦復如此。人類在命運中浮載浮沈，放棄抗鬥，而悲劇則在事後開始，開始沉緬追憶，開始悔憾渴盼。以唐明皇的悲劇為例，他賜死愛妃以平息叛軍，就此魂牽夢縈活在對她的悼念，這齣中國戲劇在賜死的收場過後，接下來的日子，傷緒逐漸湧現，日益惆悵悲悽，唐明皇流亡期間，在雨天聽見遠方山陵傳來鈴聲，便做「雨霖鈴」一曲憑弔她，一切事物都引皇帝睹物思人，觸景傷情，像是餘香未散的絲巾，或她的老婢，在在令他想起愛妃，戲的結局，是唐明皇在長生不老之境透過道士找尋她的魂魄，這份情懷，若不能定義成熱情，也堪稱是浪漫的善感，是熱情轉化而成的溫情。中國哲學家有個特點，雖蔑視人性的情慾(即「七情」之意)，卻從未貶抑熱情或情感，反倒視情為一般人類生活的基礎，甚至認為「人倫以夫婦之情為本」。

無奈的是，熱情，或者該說是情感，與生俱來，正如我們無法選擇父母一般，亦無法任選性情冷熱。話說回來，沒有小孩生下來就是鐵石心腸，赤子之心和人們內在溫暖都是逐漸喪失。在成年生活的某個階段，無情的環境會扼殺抑制、麻痺摧殘我們的情感，主要也是我們本身的過失，忽略了應當維護自己的情感，要遠離負面的環境。在學習「人情世故」的歷程當中，人類的本性受到許多殘害，我們學著要硬起心腸，要矯揉造作，往往也學著要冷淡殘忍，於是，當一個人得意他越來越通達人情世故，就也越來越漠視他人、麻木不仁，特別是在政治圈和商業界。因此，社會上有所謂的「進取者」，一心想成為人上人，不惜罔顧他人，還有那些意志如鋼、決心堅定的人，本已所剩無幾的情感— 在他看來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或感情用事— 也日益盡失。這類人我不屑一顧，世上冷酷無情的人已經太多，假如一個國家真要施行政策剷除不適合生存下來的人民，我認為應先開刀的，絕非精神病患或肺結核病患，而是那些道德淪喪的人、藝術觀點陳腐的人、心思險惡的人、不擇手段追求成功的人、果斷無情的人，以及所有已失去人生樂趣的人。在我看來，一個有熱情、情感的人，雖然可能幹出許多愚蠢魯莽的事，但一個人缺乏熱情、情感則無異是個大笑話，諷刺而可笑，跟杜德(Daudet)的莎孚(Sappho)比起來，他無疑是怯懦的膽小鬼、是缺乏人性的機器，如同世上的一顆老鼠屎，不少娼妓的人生都還比成功商人更加崇高，即便莎孚有罪又如何？她雖有罪，她也愛過，愛得深的人，更加值得寬恕，無論如何，相較於許多富豪，她憑恃更多的赤子之心，克服嚴酷的商業環境。崇拜聖瑪利亞 (Mary Maddalene)是應該的，熱情和情感免不了會讓我們做錯，我們也會受到相對的處罰，然而，就像許多寵溺兒女的母親，對孩子的溺愛常大於理性，相信等到她們老年，比起那些嚴格苛刻的母親，會覺得跟家人度過了更加幸福快樂的生活，友人曾轉述一位七十八歲老嫗的話：回顧這七十八年，想起我有錯的時候，我依然很開心，但想到我愚蠢的時刻，到現在我還是無法原諒自己。

可惜人生是嚴峻的，富於熱忱、慷慨、情感的人，容易被身邊精明的人佔便宜。生性慷慨的人犯的錯，往往正因慷慨的性情，對仇敵過於寬大，或對朋友太過信任，有時，他們就會心灰意冷回家，懷著滿腹辛酸寫詩抒發，在中國這類詩人和學者不勝枚舉，例如著名的品茗大家張岱，他出手闊綽散盡家財，卻遭到自身親朋好友出賣，而後寫下了十二首詩，屬我讀過的詩裡最悲情苦澀之作。不過，我猜想他到臨死前都還寬宏大量如舊，即使在窮困潦倒，數度瀕臨餓死之際，我敢肯定他悲苦的心情早已煙消雲散，他依然快活不已。

話雖如此，面對人生，熱忱慷慨的心性，需要由哲學加以保障，因為人生嚴酷，徒有熱情是不足的，必須融合智與勇。我認為智慧與勇氣並無二致，因為勇氣源自於對人生的理解，對人生通達的人，向來也是勇者，總之，智若無法生勇，便毫無價值，智給予我們勇氣去制衡愚蠢的野心，不受世俗的圈套所困，思考的圈套、人生的圈套皆然。

世上有不勝枚舉的圈套，中國佛教將為數眾多的小圈套概分為兩大類：名與利。據說乾隆皇有回遊江南時，在山上眺望海景，見到許多帆船在中國海上往返如織，他問大臣那數百艘船上的人們在做什麼，大臣回皇帝，他只看到兩艘船，一艘叫「名，一艘叫「利」。許多修養之士都能不受利誘，只有最偉大的人能不為名所惑。有次，一位僧侶對弟子開示這兩種世俗罣礙的根源，他說：「絕利易，絕名心難。隱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樂與大眾談經說法，而不願隱處小庵，如我輩與弟子作日常談。」弟子回：「若吾師者，誠可謂世上唯一絕名心之人矣。」師父微笑以對。

據我自己對人生的觀察，佛教對人生圈套的分類不夠完整，人生最大的圈套不只二種，而是三種：名、利、權。美國有一個詞彙能概括這三大圈套：成功。很多智者心裡明白，追求成功和名利的慾望，說穿了不外乎是對失敗、貧窮、默默無名的恐懼，而這類恐懼主宰了人們的生活。許多人明明已名利雙收，還想進一步控制他人，這些人即是效力於國家的人，他們付出的代價也相當沈重，如果要求一位智者舉帽向民眾致意，一天演說七次，給他坐上總統大位，他也不會願意為國家效力。布萊思(James Bryce)看美國政府的民主制度，認為它無法吸引國家的優秀人才從政，我覺得，光是總統競選活動要花上多少功夫，就足以讓全美的智者卻步。當官的人，基於服務人民的名義，一週常要出席六次晚宴，他怎不在家服務自己，簡單吃頓晚餐，再換上睡衣夢周公去？上了名利圈套的人，不久又會落入其他陷阱，沒完沒了，他很快開始想改造社會、提昇道德、護衛宗教、打擊邪惡、制定方案給他人執行、阻撓他人制定好的計畫、在會議上讀統計資料報告屬下在他管理之下達成的政績、擔任委員檢視展覽會的藍圖，甚至是開間精神病院 (多麼傲慢厚顏！)— 總歸，就是插手干預他人的生活。他沒多久就忘記，自找麻煩擔起的責任，像是改變人民、執行方案、阻止對手的計畫等問題，之前跟他毫無關聯，可能連想都沒想過，而一旦總統候選人敗選，勞工、失業、關稅這些棘手的問題，他甚至兩週過後就能忘得一乾二淨了！他以為自己是誰，竟想改造他人，提昇他人品德，或把他人關進精神病院？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圈套使然，事成的話他便樂於繼續奔忙，幻想自己確實有所貢獻，是一號大人物。

這社會還有一個較為次要的圈套，一樣普遍深植於人心，就是隨波逐流(fashion)。有勇氣活出真實自我，實屬難能可貴，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認為他對人類貢獻非凡，讓人類從兩種莫大恐懼的壓迫當中獲得解放：害怕上帝、害怕死亡，即便如此，仍無法幫我們擺脫另一種多數人都有的恐懼：害怕周遭的人。就算是已不再畏懼上帝和死亡的人，也鮮少能對他們身邊的人不再害怕。有意識也好，不自覺也罷，在這世上我們都是演員，配合觀眾認可的角色和方式去演出。

演戲的天賦，伴隨相關的模仿才能(亦屬一部分的演戲天賦)，是人類遺傳自猴子最顯著的特性，這種吸引人家注意的能力，無疑帶予我們好處，最顯著的好處就是獲得觀眾的喝采。只是，觀眾的喝采越熱烈，後台演員的心緒也就越紛亂，這樣的能力同時可供人賴以為生，是故無法怪誰迎合觀眾扮演他的角色。

唯一可議之處在於，人們飾演的角色有可能反客為主，我們還以為那個角色就是自己本身。只有少數特別的人，有辦法在淺笑享有盛名和地位之餘，仍保有自性。他們演戲時心知肚明自己只是在扮演角色，不受功名利祿所蒙蔽，清楚一切只是人為假象，如果榮華富貴上門，他們也會欣然接受，但不至於迷失，誤以為自己跟常人不同。這類人，擁有真正偉大的精神，個人生活維持簡樸的本質，不迷失在簡樸等同偉大的幻覺。政府小官幻想自己地位高貴、暴發戶炫耀展示她的珠寶、未成氣候的作家幻想擠身名作家之列，隨即變得不純真、不自然，沒有什麼比他們更能代表渺小的心智了。

人們作戲的本能如此根深蒂固，我們常忘了離開舞台還有真正的人生要過，所以我們勞心勞力勞碌度日，卻未依照真實的感覺生活，而是遵循社會的認可，應了中國有句俗諺「老處女為他人作嫁衣裳」。